广东省潮汕地区，包括汕头市、潮州市和揭阳市，潮汕民居是广东省潮汕地区汉族传统民居建筑，历史渊源流长，不仅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它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受不少专家名流的赞誉。

潮汕多聚族而居，沿江沿海平原地带，经济比较发达，许多望族多聚居在这些地方，旧县城也多有聚族而居情况。因此，城乡居民均有浓厚的氏族观念，体现在聚落建筑就是以姓氏宗祠为中心的围寨格局。

光绪《潮州志》：潮汕人“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清代张海珊《聚民论》中写到“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他们“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此古风也”。潮汕村寨到民居，选址相当讲究，首先要找相地先生起卦，选“穴”一般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围寨的建造先会从环境的角度考虑，比如在蟹地建八卦形的围寨，鼎地宜建圆形寨，蛇地也会考虑建椭圆形寨，‘虎地’一般会盖成方形寨等等。依地理形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力求和环境的统一合拍。

潮汕最著名的大型府第式民居是“驷马拖车”和“百鸟朝凰”。它们也是由“四点金”和“下山虎”按向心围合、中轴对称的原则组合连结而成的。

以一座多进的宗祠为中心，两旁并联两座规模小一点的“四点金”，成为中间大、两边小的三座“四点金”相连，称“三壁连”或“五壁连”两边加上两条火巷和从厝（因从厝和火巷细长似剑，故又称为“双佩剑”）和后包，这样就成了“驷马拖车”。

“驷马拖车”是一种形象的称谓，有正体和变体多种形式。潮阳关埠镇下底村的清光绪年间的云南提督黄武贤的府第，就是由“五壁连”衍变成的正体“驷马拖车”。小点的“驷马拖车”由“三壁连”衍变而成。它们以中间的大宗祠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次要建筑象征着拖车的“马”。这样，坐在“车”上的列祖列宗就由居住在两边的象征“车”的子孙拖着，轰轰隆隆地从古代走了过来。家族的兴衰，祖宗的荣光，子孙的昌盛在这宏大的建筑物一目了然。

“百鸟朝凰”又称“三座落”、“三厅亘”、“八厅相向”，其主体建筑由两座以上的“四点金”串联，有三进三落或四进四落（八厅相向），不过两边围护的从厝和后包多由一座座“下山虎”相联围护而成，要有总数一百间围绕中心厅堂的“凰”才够规格。如揭西棉湖郭氏大楼，即为清雍正年间贩卖红糖起家的郭来所建的“百鸟朝凰”，该楼占地五千多平米，五进院落，带四条火巷和从厝，后有“去天尺五”的高14米琼楼。建楼之时，由于边角上的一户人家不肯转让，宅地只够盖99间房，为凑足一百之数，郭来特意在井下再挖一间暗房，使之成为真正的“百鸟朝凰”。

建于清同治年间的揭阳榕城光禄公祠，曾是官至巡抚的大吏丁日昌寓所，该祠占地六千余平方米，以中间一座二进祠堂为中心，组合成一类于繁体的“興”字形建筑格局，“興”上半部主体建筑有房96间，下半部为东西4个斋房，共计100间，成了名符其实的“百鸟朝凰”。

“驷马拖车”和“百鸟朝凰”都是以宗祠为中心，左右有护厝和后包围护的中轴对称的“从厝式”民居群落。这是从古代世家大族居住的宫殿“府第”衍变而来的古老的建筑形式，它那集居住与祭祀于一体的功能是他们重视宗法制度的产物，因而保留了一些古代“京都帝王府”的遗制。也放正因为如此，“从厝式”民居才常常被称为“府第式”民居。

“祠宅合一”的“从厝式”民居，除第一章“潮州厝，皇宫起”所言的与宫殿布局相似外，其结构还与古代大型寺院的布局接近。将“驷马拖车”与当代建筑史家传熹年据唐代《戒坛图经》的描述而绘律宗寺院相比较，其格局如出一辙。这是因为从魏晋开始，中原仕族风行“舍宅为寺”之习俗，据《健康实录》载，自东晋康帝至简文帝三十年间，共置寺十二所，其中由仕族舍宅为寺的就有七所，其数竟然过半，以至于出现相邻数座宅第并舍为寺的情形。潮州“忠顺世家”的祖宗之一，唐代的陈邕因在谪居地漳州筑室逾制，设有钟鼓楼台而被诬为“逆谋”，不得不“舍宅为寺”，今漳州的南山圭即是。连王维的“辋川山庄”，最后也为亡母故“施庄为寺”。从这些事例可知，汉唐时代的王公贵族的“府第”和寺庙是可以互换的，其结构也应是相似的。这就是“驷马拖车”和唐代大型寺院间接相似的原因。由是，我们似可得出这们的结论，这种既有礼制功能又有居住功能的“从厝式”民居，确实是从宋代以前的“府第”发展衍变而来的。

然而，为什么宋代以前世家大族的居住形式独独在地偏一隅的潮汕及周边地区传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当世家大族在潮汕重新集结的同时，中原仕族却逐渐式微；而江南和三晋等地又由于明清以后个体经济的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原来“比屋而居”大型聚落逐渐为单门独户的“四厢式”民居所取代，虽然，他们在村落意义上还是聚集在一起，但其聚落最多由一些单体四合院无序叠加而成，未能和“从厝式”民居一样形成一个体现封建宗法礼制观念的向心围合、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有序建筑整体。

由此可见，在地偏一隅的潮汕，因其根深蒂固的宗法宗族制度，才使这种能充分体现礼制观念的“府第式”群落得以留存。“京都帝王府”终于成了“潮州百姓家”。

“自从二五出门庭，两个余月无事领……离家设帐向夷邦，忽觉春光已半空……”这是汕头老城区侨批文物馆里展示的一封侨批内容。侨批，过去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汇款凭证，并常连带家书及简单附言。自清代乾隆年间，大批潮汕人为生活所迫，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开拓创业。经历了两三代人的发展，不少人事业有成，积累了一定财富。出外发家之人讲究叶落归根，回祖上起厝，以光耀列祖列宗，造福子孙后代。建祠堂，起大厝，成为许多海外潮汕人的时尚，这极大地促进了潮汕老屋的兴建。

潮汕地区人多地少，人口密度为大陆地区最高，农耕文化系以精耕细作、优质高产著称于世，有“种田如绣花”的盛誉。与这种特殊的生存意识相关，潮汕人在这有限的生存空间中经营任何事物，都力求达到尽善尽美，以不温不燥的用心和纯正细腻的做功而将“精致”一词发挥到极致。

追求极致的潮汕人，在营造自己赖以生存的活动空间——建筑时，更是不惜资费和时间，最直接的表现就体现在装饰于建筑上的金漆木雕、石雕、嵌瓷、描金漆画。在营造建筑时主人们常常采用“激励”机制进行“斗工”，也就是主人一般都请两班工匠，以中线为界，按左右分“龙畔”、“虎畔”各半，事先讲好所做的内容、形式和工艺要求，两房互不窥视，各呈其技;完工后，进行品评，优胜者可得到“标尾”(额外赏金)，有时主人所赏“标尾”金额甚至高于原来的工价。不少艺人为争高低而不遗余力，正是这种长期充满着斗技斗艺竞争的环境，激励了民间艺人的进取心，提高了艺人的技艺。同时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一座民居内，其左右两边的装饰内容和形式虽然一样，但风格和意趣表现却时常迥异。由这种“斗工”形式营建的民居在潮汕很普遍，有的甚至连一个大神龛的两扇龛门都请两位工匠来做，从而更将潮汕乡土建筑对精致的追求推到极致。